承上一篇文章,作家銀正雄在「鄉土文學論戰」的歷史,扮演了重要的角色。那麼鄉土文學論戰到底發生了什麼事?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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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般的研究者都認為,1977年4月份的《仙人掌雜誌》上王拓(1977)、銀正雄(1977)、及朱西甯(1977)的三篇文章為整個「鄉土文學論戰」正式揭開了序幕。在王拓題為〈是「現實主義」文學,不是「鄉土文學」〉的文章中,他認為鄉土文學的興盛是可喜的現象。至於鄉土文學的書寫對象,不應該僅包括所謂的農村文學,也還應該包括以描寫都市生活為主的社會現實文學,所以他建議以「現實主義文學」這個稱謂,來取代「鄉土文學」這個標誌。
銀正雄(1977,137)則大力批評,王拓以及其他所謂鄉土文學作家的作品「有變成表達仇恨、憎惡等意識的工具的危機」。朱西甯(1977)則從另一角度批判鄉土文學,認為:過於強調鄉土,有可能流於地方主義;而且部分鄉土文學論者對台灣意識的過度強調,有分離主義、主張台灣獨立的嫌疑。朱西甯雖然讚揚日治時期台灣作家在保存民族文化方面的努力,但他質疑「在這片曾被日本佔據經營了半個世紀的鄉土,其對民族文化的忠誠度和精純度如何?」,並以「氣度不夠恢弘活潑」評論日本統治遺留於鄉土文化中的負面影響(朱西甯〈回歸何處?如何回歸?〉,尉天驄編《鄉土文學討論集》頁 219);此說相當程度反映出朱西甯以中華文化正宗的角度自居,對當代台灣意識及鄉土文學「忠誠度和精純度」的懷疑。
同年8月,《中央日報》總主筆彭歌在《聯合報》發表〈不談人性,何有文學?〉一文(彭歌 1977a,1977b,1977c),點名批判王拓、尉天聰及陳映真三人,指責他們「不辨善惡,只講階級」、和共產黨的階級理論掛上鉤。8月20日,余光中也在《聯合報》上發表〈狼來了〉一文,一口咬定:台灣的鄉土文學就是中國大陸的「工農兵文學」,其中若干觀點和毛澤東〈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〉「竟似有暗合之處」(余光中 1977)。余光中的這篇〈狼來了〉發表以後,「一時之間,被喻為『血滴子』的大帽子在文壇弄得風聲鶴唳,瀰漫著肅殺的血腥氣息」(陳明成 2002,40)。
於是,一場原本是關於文學和社會現實之關係的討論,終於引起國民黨官方的側目,而主動開始攻擊所謂的鄉土文學作家。根據楊碧川(1997,335)的資料,單單是國府官方以及所謂的《中國時報》和《聯合報》兩大報,從1977年7月15日到11月24日為止,就有五十八篇文章攻擊鄉土文學。國民黨官方也曾將這些批評文章的部分整理出版,叫做《當前文學問題總批判》(見彭品光 1977)。
1977年8月29日,國民黨為此召開第二次文藝會談,共有270多人參加,而所有所謂「有問題」的作家都未被邀請參加該次座談。當時中華民國總統嚴家淦並出面大聲疾呼,要作家們「堅持反共文學立場」。1978年1月,在台北召開的「國軍文藝大會」上,楚崧秋期待文學界要平心靜氣、求真求實,共同發揚中華民族文藝。總政戰部主任王昇則強調要團結鄉土,鄉土之愛擴大了就是國家之愛、民族之愛。這次大會意味著官方對鄉土文學之批判的終止,也為「鄉土文學論戰」畫上了一個暫時的休止符(楊碧川 1997,335)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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